【中国和俄罗斯关系】中国和俄罗丝关系的历史演化与前景来势

  

  “俄中关系已是最高级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要形容习近平访问后两国关系仍在进步,没法再往上堆砌名词,只好以‘深化’形容。”台湾《联合报》11日写道,深化全面战略协作伙伴真要有内容,莫过于双方首次地中海演习。报道称,西方认定北京与莫斯科的关系是对抗西方的联盟。大陆虽然承认两国在反对霸权上有着相似立场,但并不是同盟关系,而是在“诸多利益上合作的伙伴关系”,而且双方加强合作,对于维护全球和平稳定具有积极作用。

其实,由于苏联同中国共产党之间长期的合作关系和两党相同的意识形态追求,以及当时已经开始的东西方冷战对峙,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们就已经基本决定了新政权的外交方针,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外交原则就是所谓“一边倒”,即倒向社会主义一边,或者更具体而言就是在美苏冷战的状态下选择倒向苏联。

  此外中俄不具备结成盟国的一些基本条件。两个国家的文化特性差距很大,中国是亚洲国家,俄罗斯则是欧亚特性,而且是欧洲特性比较强的国家。中俄是完全平等的两个大国,不是美日那样的“主仆关系”,平等而差异很大的两个国家除非面临生死抉择,很难结盟。

  中俄为何不需要军事联盟?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所副所长卢贾宁曾为俄罗斯卫星新闻网撰文解释道,在俄罗斯,一些专家强调,有必要充实2001年签署的《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这份基础性文件,主要涉及的内容是第九章:有关一方遭到他国入侵中俄两国的磋商机制问题。他说,中俄领导人2014年曾进行澄清:暂时不准备构建新的“中俄大二角”。莫斯科和北京认为,目前的战略伙伴关系,无论从政治上还是功能上都完全符合各方利益。

原载于2018年第21期《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西方的国际关系学十分发达,但我们不能不说,过度自信和自我中心感限制了西方精英的视野,他们现在应该抬起头来好好看看世界了。

  格斯勒尔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中俄已经是“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随着两国领导人峰会签署多项协议,红场阅兵,以及地中海联合军演,两国已走向“比同盟还要亲近的伙伴”。

然而,中苏关系的好景不长,两国的蜜月期很快就走向终结。1953年苏联领导人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共产党内出现要求变革的政治势力,并公开否定和清算斯大林时期的一些做法,在当时的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中引起了极大的混乱,尤其作为这一阵营中最大两个政党的中苏两党开始出现分歧,双方先是围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些理论问题进行争论,比如,苏联共产党领导人提出向共产主义和平过渡的理论,并试图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缓和与改善关系,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则仍然坚持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认为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不可能存在缓和与改善。随后,中苏两党之间的这一分歧不断扩大和深化,以至影响到了中苏两国的关系。1960年7月,苏联政府突然照会中国政府,宣布将撤走苏联在华专家和终止一系列双方正在或将要进行的科学技术合作项目,这一决定导致两国关系迅速恶化,并且将中苏矛盾更加公开暴露于国际社会。紧接着,苏联政府对中国的内政和外交也开始进行指责,比如对中国政府当时提出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三面红旗”进行攻击,对中国政府的对台政策和同印度之间的边界争端也表示不满。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中苏两国关系持续恶化,苏联还多次策动中国新疆地区的中国边民大规模集体叛逃苏联,以及在新疆和中国东北两国边界接壤地区部署重兵并常常同中方边防人员发生摩擦和冲突,以至于在1969年3月中苏两国军队爆发了一场小规模的战争,即“珍宝岛事件”。

  中俄在地中海举行的联合军事演习昨天正式启动。此次由俄方牵头组织的联合军演共聚集9艘水面舰艇,主要课题是维护远海航行的安全。莫斯科胜利日大阅兵刚刚落幕,中俄走近备受关注。地中海的演习延续了世界舆论对中俄关系的聚焦,一些很不靠谱的评论在西方媒体里跃然纸上。

  BBC10日用“大单”测量中俄的合作之密,报道称,习近平在莫斯科期间中俄签署总价值为250亿美元的32项大单,内容从基础设施到债务合作,并涉及飞机与高铁等项目。还有称俄联邦航天署与中国卫星导航系统委员会签署了关于俄罗斯格洛纳斯卫星导航系统和中国北斗导航系统的兼容性的联合协议。香港“亚洲时报在线”则聚焦“中俄在欧亚达成谅解”。报道称,中俄签署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这具有历史性意义,彰显中俄伙伴关系在政治层面达到的空前高度。

此外,中国和俄罗斯还积极利用以两国为核心建立起来的“上海合作组织”和“金砖五国机制”加强相互协调,以及在联合国、“G20”等各种国际多边框架内加强合作。

  伦敦的《每日电讯报》说出了“俄中轴心再次成为西方和平繁荣国际关系愿景主要威胁”的极端话语,从中俄的角度看,这种评论背后的心态十分奇怪。中俄反复表示“结伴不结盟”,除了心智有问题者,西方人都应该听懂了。

  对中俄关系,《纽约时报》说,有人认为中俄两国关系充满复杂的历史、相互之间的不信任以及深层的经济差异,奥巴马政府一名官员称,“当其中一个厌倦了或者看到了更好的交易时,他们就会分道扬镳”。莫斯科美加研究所所长罗戈夫则表示,“在俄罗斯,中国被认为可以替代西方来提供信贷和技术”。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的访问学者李普曼认为,莫斯科对转向中国“非常重视”,且“这一转变是理所当然、合情合理且不可逆转的”。哈佛大学贝尔福科学与国际事务研究中心学者艾利森认为,普京似乎已经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建立了密切联系,“他们对话时的那种坦诚和合作态度,是在其他伙伴身上看不到的”。

就在俄罗斯同日本之间爆发战争并且惨遭失败前后,俄罗斯国内也爆发了一场革命,即1905年的革命,这场革命虽然最终并未彻底推翻沙皇的统治,但是却“作为震撼世界的1917年革命的一次彩排而惹人注目”。此后俄罗斯国内政局一直动荡不稳,直至1917年11月爆发“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苏联为了减轻由西方国家的干涉和封锁所造成的压力,提出了联合被压迫民族共同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并同中国当时的南方政府合作以支持中国的国民革命,与此同时还支持中国国内一些具有早期社会主义思想的青年人们成立中国共产党。从此,“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苏联对中国革命的介入和支持对后来的中国社会造成巨大的影响。

  但必须指出,支持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两国十分强大的主流意见,一些来自历史深处的担忧和以西方为源头的幻想根本动摇不了两国关系的稳定。自中俄关系正常化后,历代中俄领导人都高度重视发展两国关系,这超越了领导人的个人偏好和政治理念,也超越了两国各种局部和临时性利益带来的影响。

  中俄海军的地中海联合演习昨天开启,它被多方冠以“中国海军距离本土最远的一次演习”“中俄第一次在地中海联合军演”等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被北非、西亚、欧洲环抱的地中海与中国距离超过万里,但实际上并不遥远,2011年利比亚战争曾迫使中国派舰撤侨数万人。此次军演之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8日访俄双方签署几十项合作协议,9日习近平出席莫斯科胜利日阅兵式,三部曲使中俄关系再度迅速升温,对已经是“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中俄,用什么新词汇描述这种亲密让世界许多媒体感到“为难”。

其次,在中俄关系的历史上,实在是有太多不愉快的记忆,先有俄罗斯帝国对中国领土的大规模侵占,后来虽然两国曾经有过短暂的共同抵抗日本侵略的记忆,甚至还有共同作为社会主义阵营成员的友好结盟记忆,但是构成这些记忆的时间都很短,很快就被彼此对抗的历史记忆覆盖,所以尽管眼下中俄两国官方都在有意识地建立彼此更紧密的全面战略协作关系,但是历史记忆中的消极因素仍然会对两国关系有所影响,尤其民间关系和国民感情仍然还有待于继续改善向好。

  中俄双方在地缘上相邻,历史告诉我们,两大强邻难免有一些自然的戒备,结盟不如结伴。中苏当年结过盟,但那次结盟的教训同后来两国敌对的教训一样深刻。纵观始于上世纪50年代北京莫斯科关系的风风雨雨,中国人真心认为今天的中俄关系是“两国历史上最好的关系”。我们相信俄罗斯人大概有同样的认识。

  “蜜月”“新联盟”“全面战略协作伙伴”“政治经济合作2.0”……中俄元首会晤、莫斯科红场阅兵、中俄地中海联合军演,中俄两国关系随着新近的“三部曲”再次升温,定义两个国家关系的词汇在世界各地媒体上大量出现。俄罗斯《晨报》11日称,“俄罗斯与中国再次成为永远的兄弟”。

总之,冷战之后中俄关系不断加深和发展,主要体现了以下的性质与特点。

  中俄“结伴”符合两国的战略利益,它不仅推动了两国经济合作,还同时增加了中俄各自的安全感,有助于维护世界力量的平衡。但是中俄战略合作对两国复兴都构不成充分的外部环境条件,两国都不愿意因为“得到了对方”,而“失去了世界”。

  中俄关系有多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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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中俄关系的复杂议论在两国内部也有。1991年俄罗斯就选择了西方式制度,虽然实际运行时权力中心比较突出,但制度上已经西化。中国已经市场化多年,社会也有多元意见。在中俄各自国内都能听到主张警惕对方的声音,构成了围绕中俄战略伙伴关系又一层舆论上的复杂性。

随即,中苏关系迅速进入蜜月期,1950年2月14日,中苏两国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和《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一员成了苏联的盟国,苏联不但承诺将逐渐放弃依据《雅尔塔协定》在中国所获得的一些权益,而且作为所谓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开始对中国进行大规模的经济援助,派遣大批各行各业的专家赴中国进行指导,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的经济恢复和奠定新中国的工业基础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尤其在政治安全领域,中苏两国具有相同的政治意识形态和共同安全利益,在当时东西方冷战的国际形势下,都将美国及其西方盟国视为主要敌人,并为此在50年代初期共同援助朝鲜在朝鲜半岛上同美国等西方国家进行了一场战争。

  中俄成为战略伙伴是这个时代的大势所趋,但它有别于美日同盟等当今世界的所有军事同盟,也是一目了然的。西方应当扪心自问是不是对中俄做了什么重要的亏心事,以至于它们看到中俄走近就如此不安。

此后,中苏两国关系全面破裂,恶化至互为敌人和全面对抗的状态,两国不但相互指责对方的内外政策,而且在外交上也试图同其他国家一道孤立对方,比如,苏联利用其在社会主义阵营的绝对主导地位带领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对抗中国,中国也同样通过在第三世界国家中寻找朋友,以及迅速改善同美国、日本等西方国家的关系来牵制和对抗苏联。甚至在联合国等国际多边场合,中苏两国也相互攻击。

  中俄的“结伴不结盟”打破了西方对大国关系的传统认识,是让西方人开眼的21世纪大国关系。以美国为中心的各种同盟正在这个时代变味发霉,一些西方人闻惯了那种臭气,不知道国际关系中还有清新存在。但我们希望,他们的这种政治嗅觉能够恢复。

至于中苏关系破裂的原因,双方自然有着不同的说法,当时中国指责苏联是修正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苏联则指责中国是教条主义,在后来的持续对抗中,中国又把苏联称为社会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苏联则在中苏和中蒙边境陈兵百万,对中国形成巨大的安全压力。而且,即使在时过境迁的今天,研究中苏关系的专家学者们对此也仍然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其实,应该说中苏关系破裂的主要原因是双方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及其理论的不同看法以及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导权之争,即苏联认为可以通过和平过渡的方式实现共产主义,而中国则认为必须依靠暴力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后才有可能实现共产主义,以及在斯大林逝世之后中苏两个社会主义大国的领导人都认为自己才应该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合法继承者和主导者。然而,不论是什么原因最终导致了中苏关系的破裂,两国关系的破裂以及长期的全面对抗这一实际的结果,却毫无疑问地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国际格局,社会主义阵营被严重削弱,中国则逐渐游离于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集团之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则利用中苏矛盾成功实现了同中国关系的正常化以及形成了对苏总体战略优势并迫使苏联在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不得不进行战略收缩。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第二天苏联政府即致电表示承认并决定双方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与此同时还发出照会,宣布断绝同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关系,从此中苏关系又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第三,受经济全球化及各自经济发展内在需要的驱动,中俄关系有加强经济合作的内在动力与趋势
。随着新兴大国的经济崛起,中俄两国在国际经济合作与治理上有着共同利益。新世纪初美国网络泡沫破灭,加之“9·11”事件冲击,经济增速放缓,综合实力下降,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尤甚。与之相对,中、俄、印等新兴大国经济快速发展,国家综合实力不断增强,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作用越来越凸显。无论在WTO的多边贸易谈判中,还是G20取代G7主导的全球金融治理中,中俄两个新兴大国的共同利益越来越广泛。与此同时,由于信息技术及其应用的推动,全球分工不断深化,跨国公司通过跨国贸易、投资与生产和服务外包,形成了以全球价值链为特征的全球化新趋势。中国和俄罗斯不同程度地融入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化,从中获得巨大收益。金融危机之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试图以区域贸易协定的方式,制定与跨国公司在全球价值链中利益相一致的贸易投资规则;同时,出于对全球化收益的反思,发达国家实施再工业化战略,生产向外扩张的趋势减缓。全球化趋势的这些变化使中俄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趋于恶化,两国都需要转换思维,探索发展机制。

也就是说,首先中俄两国都是大国,在历史上都曾作为地区或世界性大国发挥过作用,近代两国开始发生接触之后也曾就地缘政治利益发生过冲突,尽管目前两国边界已经确定,两国的综合实力对比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中俄两国既作为大国又作为邻国的现实却没有改变,因此仍然不能完全排除中俄之间潜在的地缘政治竞争,不论是两强并列还是一强一弱,两国都有可能出现竞争。

2001年签署的《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再次指明,战略安全、战略稳定、世界多极化的战略协作是两国的长期战略。同年,中俄主导的“上海五国”会晤机制升格为上海合作组织,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安全与稳定,以及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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